在松井石根就任上海派遣军之时，日本大本营在《关于派遣军之奉敕命令》中向他下达的任务是：“扫荡上海附近之敌军，占领其四方要地，保护上海侨民之生命。”这一命令将上海派遣军的作战范围规限于上海周围地区。因此，占领上海，大本营既定的作战目标已经达到。在上海失陷之前，大本营将上海派遣军与第10军台编为中支那派遣军（即前文提到的华中方面军），松井担任了该方面军的司令官；同时，大本营给该方面军制定了苏州――嘉兴的战略限制线，命令该方面军的军事行动不能超过该限制线。

但对于一开始就叫嚣要直捣南京的强硬派松井石根来说——上海已被攻占，通向南京的门户洞开，岂能就此罢休？因此当攻占上海后，日军参谋本部派河边虎四郎课长前来和松井联络时，这个战争狂人对河边虎四郎发誓说：“请放心，吾意已决，非打下南京来给你们看看！”

1937年11月15日，他又向从东京来的参谋本部谋略课长影佐祯昭和陆军省军务课长柴山兼四郎面呈“进攻南京的必要”。

11月19日，各路日军追击撤退的中国军队，纷纷抵达大本营的战略限制线。但柳川平助第10军部队首先突破限制线向西追击，对待这种公然违抗军令的行为，作为总司令的松井石根不仅未加制止，反而再次向大本营提出“向南京追击有利”的意见。

11月24日，大本营解除了原限制线，同时又给华中方面军下达了无锡――湖州的新限制线。第一次违令成功助长了松井的气焰。他命令部队再次越过限制线，同时再次向大本营提出：“为迅速解决事变，华中方面军须乘当前敌之颓势攻取南京。”

恰在此时，日本的对华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七七”事变及“九一八”事变前后，日本政府和军部中对于中日纠纷主张局部解决和主张全面解决的两派始终存在分歧，两次为华中方面军下达战略限制线，正是这种分歧的具体体现，但后经激烈辩论，大本营最终决定全面推进中日战争。于是，大本营通过大陆命令第8号，向华中方面军下达了“应与海军相协同攻占敌国首都南京”的命令。而松井于就收到了进攻南京的电报命令。为此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于此，近日予热烈之主见终获成功，不甚欣喜之至”。

12月初，赌博成功的松井石根终于等到大本营进攻南京的命令，于是他迫不及待地下令华中方面军兵分两路向南京扑来：一路由上海派遣军组成，沿太湖北侧，经苏州、无锡、常州、丹阳、镇江向南京进攻；另一路由第10军组成，沿太湖南侧，经嘉兴、湖州、长兴扑向南京。从12月5日起，双方在南京外围发生激战。中国军队抵抗不利，日军于8日全线突破南京外围防线，完成了对南京的最后包围。

日军虽来势汹汹，然而却早已面临多重困难。经淞沪战役后，各部队未经充分休整补充就开始向南京方向进击，其后勤保障已严重不足。松井的幕僚们多次向松井石根提醒过类似的问题，他也深知自己的部队面临的困难，但立功心切的他仍然一意孤行。11月20日，另一个狂热好战分子——日军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向第10军发出指令：“部队为求得补给，应尽量利用现地物资”。在当时的环境下发出这样一道指令，无异于指使日军进行公开抢劫。松井石根作为方面军最高指挥官，对日军接到命令后的所作所为给予默认。“其结果大规模的掠夺行为自然漫延到整个部队”。可以说，日军在行军过程中的奸淫掳掠行为正是南京大屠杀的预演。

12月7日，松井石根向整个华中方面军下达了《南京城攻略要领》。该要领大致内容如下：

“一、若南京守城司令或市政当局留守城中，则劝其开城以和平占领。尔后，各师团分别由经过挑选的一个步兵大队（9日改为三个大队）为基干，率先进城，分区对城内进行扫荡。

二、若敌之残兵仍凭借城墙负隅抵抗，则以抵达战场之所有炮兵实施炮击，以夺占城墙。尔后，各师团以一个步兵联队为基干进城扫荡……”

由以上攻略要领看来，不管南京守军降战与否，松井石根至少部分默许了日军士兵的屠杀抢掠行为。

此刻，眼瞅着南京这座六朝古都如绝代佳人般玉体横陈在自己面前，作为战争狂人的松井石根又怎能不垂涎三尺呢！虽然他的身体已被结核病折磨得骨瘦如柴，但前线的捷报频传还是令他欣喜若狂。如同打了强心针一般，松井石根猛地一下坐了起来，按捺着狂喜询问道：“《投降书》投下后有什么反应？”

“支那守军负隅顽抗，拒绝出城投降——”如同一只待宰的羔羊，听到松井石根这句问话，噤若寒蝉的副官不由矮了半截，仿佛自己犯了错误一般将头垂得更低了。似乎怕自己的回答不能让松井石根满意，他连忙从皮夹子里取出一份文件。（未完待续）